北宋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中多處繪出當時的醫療機構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明代畫家仇英仿《清明上河圖》繪出了自己的版本，他描繪的是明代蘇州的繁榮街景，這家“小兒內外方脈藥室”專看兒科。(資料圖片)

　　今天是中國醫師節。傳統醫學是中國文化的瑰寶，宋代是傳統醫學大發展的時期，醫著增多，醫學分科更細，儒學的概念在這一時代廣為傳播，醫者仁心，杏林春暖。

　　“不為良相，便為良醫。”這是青年范仲淹樹立人生志向時擲地有聲的回答。良相者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良醫者，救人于死生之際。兩者兼懷濟世之心，自應不分伯仲。

　　如果站在歷史長河的岸邊看去，范仲淹的抉擇只是雛鳳新啼，他所處的宋代正迎來浩蕩的尚醫之風，儒醫群體逐漸形成，醫學著作大量涌現，醫科分類不斷細化，共同托舉出一個傳統醫學快速發展的繁榮時期。

　　宋代儒醫大量出現，以仁愛之心救世濟民

　　以儒行醫，稱為儒醫。儒家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對于儒者而言，出仕為官、報效國家自然是最好的出路，但醫術救人性命，關乎百姓生存之根本，也不可不重視。宋代以前，就有儒者行醫，但沒有宋代普遍。宋代崇文重教的政策為儒醫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，鼓舞了眾多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黃之路。

　　在宋代，醫生的社會地位顯著提高，士大夫奉行“醫相同尊，治人猶如治國”的主張，積極參與到各種醫療實踐之中。朝廷設立太醫局管理醫學教育，注重培養醫學人才，醫學考試與科舉考試同時進行，“國家以文武醫入官”，也就是說醫學考試過關者也可授官。北宋末年，朝廷將翰林醫官院的醫官分為22階，其中和安大夫、成和大夫、成安大夫屬從六品，成全大夫、保和大夫、翰林良醫屬正七品，和安郎、成和郎、成全郎、保和郎等屬從七品，這也許能解釋為何后世稱醫生為大夫或郎中。“胸次豈無醫國策，囊中幸有活人方”，醫者借儒學研究醫理，將“仁愛”“修身”等儒家思想滲透到醫學的方方面面，這對傳統醫學認知境界升華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　　宋代杰出醫學家許叔微享有“名醫進士”之譽，他在習儒同時也精研醫學，年紀輕輕行醫已有名聲。有一年，真州疾疫大作，許叔微上門為百姓診治，“不以貧賤，家至戶到，察脈觀色，給藥付之”，經他治療者，十有八九得以存活。許叔微醫德高尚、醫術高超，“每遇疑難，必闡其蘊，發其微，究其源，窮其奧，以故奇癥怪病，皆能療之。”遇到疑難雜癥，許叔微都悉心研究，追溯病根，研究病理，他有著善于探索的精神，師古而不泥于古，因此總能“危病轉安，起死回生”。許叔微年過半百方考中進士，為官后他仍不忘行醫，人稱“許學士”。許叔微對《傷寒論》研究精深，行醫重視辨證施治，著有《傷寒百證歌》《傷寒發微論》《普濟本事方》等，后世尊為經方派創始人之一。

　　儒而知醫，醫儒互參，亦官亦醫，這在宋代士大夫中是一種潮流。那位道出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理學家張載認為，儒和醫為一家，醫理通于文理。程顥、程頤兩兄弟對醫理造詣很深，能像醫家一樣根據“三部九候”的全身遍診法，分辨出復雜的脈象，并對心理疾病有獨到見解，他們指出人之所以無病自疑，是因為“疑病者，未有事至時，先有疑端在心”。

　　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范仲淹，最終得償所愿成為一代名相，但他也沒有放棄良醫理想，他熟讀《素問》，精通醫理。韓琦牙痛時，他建議用硫黃沫或搜風藥，尹洙想清暑熱，他以“花蛇散”施之。當初，有人問范仲淹“愿為良醫”的理由，范仲淹感慨道：“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，莫如良醫……”因為在他內心中，為政與行醫殊途同歸，皆以救世濟民為職責所在，同為“大丈夫”之學，這是與孔孟經世致用之道相一致的。

　　宋代醫著廣泛發展，醫書走進千家萬戶

　　公元1000年前后，不僅東京開封繁華富麗，多個城市都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長。宋代的書籍載體早已變成了紙張，雕版印刷術已很成熟，活字印刷術發展起來，科舉取士規模的顯著擴大讓社會上涌現以讀書為榮的風氣，官方與私家著述迭出，出版業空前發達，市場中能夠獲得的各種書籍都增多了，這其中也少不了醫學著作。

　　太平興國三年(978年)，宋太宗下詔，命王懷隱等人征集編著各家應效藥方，歷時14年編成鴻篇巨制《太平圣惠方》，本書為我國現存公元十世紀以前最大的官修方書，匯錄兩漢以來迄于宋初各代名方16834首，包括宋太宗在潛邸時所集千余首醫方，很有臨床實用價值，后頒行天下，備受歷代醫家重視，廣為征引。

　　除了官方醫書，宋代醫家個人編撰方書的風氣也特別盛行，沈括、蘇軾等皆有醫方著作，后人將沈括的《良方》和蘇軾所收集的醫藥學雜記合編為《蘇沈良方》一書，記述各種單驗方100余首，并載有本草、灸法、養生以及醫案等內容。蘇軾曾記載了一道“名方”圣散子方來防治瘟疫疾病，那是他得自摯友巢谷的秘方，這劑藥方用料便宜，“所用皆中下品藥，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”，蘇軾令人在街頭架起大鍋熬煎藥劑，免費供百姓服用，一時救活民眾無數。

　　宋代非常注重醫學典籍的研究和整理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的醫學典籍達五百余部。宋代在繼承前代醫學成果的基礎上，編纂醫書蔚然成風，除了《太平圣惠方》《蘇沈良方》等上述書籍外，還有很多名作名著，如司馬光著《醫問》，文彥博著《節要本草圖》等，這兩位都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，他們不能說是專研醫學者，但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醫學修養。

　　若論最具有特色且名氣最大的宋代醫學著作，要數集宋慈心得之大成的《洗冤集錄》了。宋慈把三十多年的法醫經驗總結提煉，同時借鑒歷代官府刑獄檢驗的方法，使之條理化、系統化、理論化。《洗冤集錄》全書由檢驗總說、驗傷、驗尸、辨傷、檢骨等53項內容組成，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著作，對世界法醫學的發展有過巨大貢獻。

　　知識是無價之寶，是智慧的明燈，需要更多人擁有才能發揮更大作用。醫學書籍流通于民間，使宋代一般家庭都能夠購買，既促進更多人了解醫學知識，又加強醫者之間的學習交流，推動醫療水平不斷提高，讓更多百姓免受病疫之苦。杏林春暖，善莫大焉。

　　宋代醫學分科細化，促使醫者向專業化方向發展

　　宋代臨床醫學的成就還表現在分科增多，宋代細化為九科：大方脈科、風科、針灸科、小方脈科、眼科、產科、口齒兼咽喉科、瘡腫兼折瘍科、金鏃兼書禁科，已很完備，后世沿用的十三科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。細致的醫學分科代表著醫學人員的專業化、診斷技術的精益化。

　　小方脈科即小兒科，在宋代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。被尊稱為“兒科之圣”“幼科之鼻祖”的宋代著名醫家錢乙一生旨在使“幼者無橫夭之苦，老者無哭子之悲”，摸索出一套適應小兒用的“五臟辨證”法。

　　有一次，有位大夫帶了錢乙開的藥方“討教”：“此方按照張仲景《金匾要略》八味丸所開，但卻只有六味，是否遺忘了兩味藥?”錢乙胸有成竹道：“張仲景這個方子，是給大人用的。小孩子陽氣足，我認為可減去肉桂、附子這兩味益火的藥，免得孩子吃了過于暴熱而流鼻血。”就這樣，錢乙所創制的“地黃丸”流傳了下來，成為眾所皆知的經典中成藥——六味地黃丸。

　　北宋醫者王惟一對針灸學很有研究，但有關針灸學的古籍錯訛頗多，若直接用以指導臨床實踐，很可能出現差錯。王惟一立下統一針灸諸家學說之志，多次上書朝廷，請求編繪規范的針灸圖譜，以及鑄造標有十二經循行路線及穴位的銅人。得到批準后，王惟一傾力投入，親自設計銅人，參與塑胚、制模以至鑄造的全部過程，攻克了許多技術難關，終于鑄成了兩座針灸銅人，并編繪《銅人腧穴針灸圖經》。針灸銅人外刻經絡腧穴、內置臟腑，是最早的人體模型和針灸直觀教具，對規范穴位和促進針灸學術發展至關重要。

　　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標志之一是人口的壽命，不論哪個時代，延年益壽都是人們的追求。中醫講究治未病，注重平時的生活方式對身體健康的影響，因而養生之學盛行。宋代許多文人學者都有自己的養生之法，如蘇軾推崇靜坐養生，曾建了一個“息軒”，還總結出一套“中夜危坐”法，著有不少談養生的文章。陸游是我國古代詩壇上的老壽星，他在不少詩詞中記錄了他簡易的生活方式，比如他認為“按摩與導引，雖善亦多事。不如掃地法，延年直差易”，又如“睡美精神足，心空忿欲輕”，保持一顆不驕不躁的心。

　　古人談養生經常與養德聯系在一起，不養德何以養生，養生必先養德，孔子曾說“仁者壽”，品德高尚、心胸寬廣的人才有可能長壽。

　　妙手回春藝，懸壺濟世心。從古至今，醫生救死扶傷、經世濟民的仁心一以貫之，今天涌現出更多守護人民健康的衛士，他們為百姓生命奔走不停、探究不止。又是一年中國醫師節，讓我們向醫者致敬。(趙芳 王影)

　　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